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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观澜、徐明清的故事(连载四)
发布日期:2016-07-13                  浏览次数:

王观澜、徐明清的故事(连载四)


 

她脱险后前往西安,江青到火车站为她送行,

在西安,她把江青带到了八路军办事处

 

1935年4月中旬的一个星期天,徐明清去参加上海教联常委会。教联负责人之一丁华告诉她,“老莫叛变了。”徐明清想起在晨更工学团时,教联成员老莫曾经到晨更参加过新教育讨论会,有过几次工作联系,但他后来自动脱离了教联,回了浙江老家,没想到他竟然当了叛徒。教联的同志劝告徐明清要注意安全!徐明清开始警觉起来,采取了行动。她将女工夜校的工作及党的关系做了移交,并准备随后转移。然而,就在徐明清就要离开的前一天,叛徒老莫带着国民党警察找到了徐明清的住处。徐明清被这帮警察押走了。

徐明清心里暗想,一定得想办法把自己被捕的消息传递给组织。在被押解的路上,当国民党警察押着她路过吴家弄59号的女工夜校学生何淑君家门口时,她佯装肚子疼急着要上厕所,得到了允许。她趁机敲开了何家的门,悄悄告诉何淑君,自己被叛徒老莫告密,现已遭到特务们逮捕,要她赶快转告党组织和王洞若。    

徐明清被押解到警察局后,面对老莫一口咬定她是共产党员,她矢口否认,并大骂老莫陷害好人。徐明清气愤地扑过去与老莫厮打起来,特务们一拥而上,将她架走并毒打了一顿。徐明清被关进了拘留所的囚室。其间,特务们数次提审徐明清,进行拷打,但她坚决不承认自己是共产党,敌人始终没有查出徐明清与上海中共组织有什么关系。就这样,一关就是3个月。

1935年8月,徐明清被转押到了杭州,关押在杭州反省院。在反省院里,敌人继续对徐明清施行各种审讯和摧残,妄想从她身上打开缺口,以便破坏和打击上海地下党组织的力量。徐明清始终没有向敌人屈服。有一天,反省院找来一个人,指控徐明清是晨更工学团的负责人,并利用上课宣传反政府言论。徐明清义正词严地回答:“工学团和夜校都是合法教育团体,理应受法律和政府的保护。说我在课堂上宣传反动言论,你有什么证据呢?”那人拿不出什么确凿的证据,气急败坏地说:“你是陶行知的高足。”徐明清丝毫也不退让,理直气壮地回答:“陶先生兴办教育,有什么过错?我是陶先生的学生,又有什么罪?难道凡是陶先生的学生,都应该被抓起来吗?”那个人被驳得哑口无言,灰溜溜地回去了。

徐明清被单独关在杭州反省院的一间囚室里,见不到一丝阳光,吃的饭从小窗口送进去,大小便也在屋内。其间,敌人对她严刑逼供,使用了各种刑具,使她的脑神经受伤,全身浮肿,头发脱落。但徐明清坚贞不屈,不给敌人任何口实,始终没有暴露共产党员的身份。就在这样恶劣的条件下,她被监禁了一年多。

党组织和陶行知得知徐明清被捕后,进行了积极营救。通过各种关系,派人到上海拘留所探望徐明清。之后,通过上层关系找到当时的上海社会局局长潘公展,请他出面设法保释。但营救工作一时难有效果。徐明清被转押到杭州后,陶行知先生又派女工朱冰如化装成上海市民政科科长的亲戚,找到国民党浙江省要员批了条子,三次到杭州探监。朱冰如给徐明清送去了食品、衣物,还传递了外面的信息。她偷偷地告诉徐明清,组织上在全力营救她。听到这些消息后,徐明清更加坚定了与敌人斗争的决心和信心。

在党组织和陶行知先生的大力营救下,1936年6月,徐明清被释放出狱。由于在关押期间受到严重摧残,徐明清的身体极度虚弱,全身出现浮肿,组织上批准她回家乡临海治病休养。两个多月后,徐明清病愈又回到了上海。

1936年8月,徐明清回上海先见了教联和地下党的负责人丁华和王洞若。王洞若告诉徐明清,现在江青化名蓝苹,因演娜拉一炮走红,已经成了上海演艺圈的明星。并且,江青已和小俞分手,与电影编剧、剧评家唐纳恋爱、结婚。前不久,上海的大小报纸都在刊登蓝苹和唐纳在杭州六和塔举行婚礼的消息。转眼间,又纷纷刊登蓝苹与唐纳闹起了离婚,离沪北上,唐纳追到济南并在旅馆自杀殉情被救的花边新闻,一度被报界炒得沸沸扬扬。徐明清听了,感到心中一沉,难道江青的变化竟会如此之大。她问王洞若,“她还和组织上保持经常联系吗?”王洞若说:“还有一定的联系。不过,她几乎不参加共青团的活动了。”

1936年西安事变前夕,为了加强西北的革命力量,中共东北军工作委员会派孙达生从西安到上海,向中共上海临时工委汇报,要求增派干部加强在西安的东北军地下党的工作。上海临工委决定派4位同志前往西安工作。组织上考虑徐明清在上海被捕过,继续留下来工作会有暴露的危险,因此,丁华和王洞若提议让徐明清也去西安工作,交代她到西安后的接头地址和联络办法。

听到这个消息,徐明清十分高兴。临行前,她决定去看看江青。那天,徐明清来到了蓝苹的家,那是一座花园式小楼的一层。徐明清敲了敲门,唐纳前来开门,江青并不在家。徐明清见唐纳梳着油光闪亮的小分头,讲一口软绵绵的苏州话,看上去像个奶油小生。徐明清告诉唐纳,她是蓝苹的朋友,叫徐一冰,明天就要离开上海了。如果蓝苹有空,能否转告她,明天在火车站见一面。说完,徐明清拿出火车票,把自己离沪的时间、车次告诉唐纳,并给江青留下了一张字条。

第二天,在上海火车站里,一列即将开往西安的火车停靠在月台上。有十多个浦东女工夜校的学生前来为徐明清送行话别,但徐明清期待见到的江青却一直没有露面。徐明清心想,蓝苹成了“名演员”,一定是太忙了吧!

直到火车快要开时,徐明清看见一个脸色腊黄的女人急匆匆跑过来。仔细一看,才认出这个女的就是江青。此刻的江青显得很瘦,气色也不好。江青这副样子和徐明清想象中的电影明星相去甚远。

“一冰,你上哪儿去?”江青问道。

“我去西北。这一去,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再见面了?”徐明清答道。看着江青那副又黄又瘦的模样,徐明清特意叮嘱她要多多注意身体。谁知江青听了她的话后,长长地叹了一口气,只说了一句:“真是一言难尽啊!”这时,火车已经开动了。她们来不及多说几句话,便匆匆分手了。徐明清从车窗回眸望去,只见江青仍站在月台上久久地向她挥动手臂。

徐明清到了西安之后,才得知她要接头的西安工委的孙达生已经被捕了。她只好暂且安顿下来。徐明清找到了自己原来临海女师的同学李佛古,李佛古的丈夫蒋如清在西安教育厅任秘书长。李佛古见到老同学,很热情,督促蒋如清尽快给徐明清找份工作。不久,徐明清找到了一份立足的工作,担任了西安北大街新幼稚园的园长。这时,她不再叫“徐一冰”了,改名叫“徐明”。一个月后孙达生被释放了,很快找到了徐明清。徐明清和组织接上关系后,一边在幼稚园工作,一边在东北军做随军家属工作。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扣押了蒋介石。中国共产党顾全大局,决定联蒋抗日。周恩来亲赴西安,经过艰苦谈判,促使西安事变得到和平解决。之后,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局势初步形成。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不久,1937年1月,中共西安市委成立。徐明清担任中共西安市委委员,兼妇女工作委员会书记。市委决定由徐明清负责与八路军办事处联系。因此,她与当时在八路军西安办事处工作的邓颖超、叶剑英、危拱之、蔡树藩等人成为很熟悉的同事。徐明清团结西安妇女界的进步人士,发展妇女党团员,在女师、女中吸收许多进步女青年入党,并建立了党支部。徐明清负责定期向中央组织部妇女科报告西安妇委会工作,当时中央妇女科科长是蔡畅。

1937年7月下旬的一天,一辆黄包车忽然停在西安北大街幼稚园的门前。徐明清看到从黄包车上下来一位穿着旗袍、打扮入时的小姐。只见她拎着一只小皮箱,说是要找徐老师。徐明清走出房间,仔细辨认,认出这位打扮时髦的女人正是江青。

从上海火车站匆匆一别,转眼已近一年了。徐明清把江青安顿下来,两人细细聊了起来。她问江青,“你怎么会知道我在西安的地址的?”因为这一年来,徐明清从未与江青联络过。

“是王洞若告诉我的。”江青把茶杯放在桌上,轻轻地叹了一口气,似乎有很多不如意的事和感慨要说。徐明清这才想起,派自己来西安的正是王洞若。她到西安后一直与王洞若保持着通信联系,她记起王洞若曾在一封来信中提起过江青想要来西安一事。  

聊了一会,徐明清问起了唐纳的情况。江青叹了一口气,说:“唉,一言难尽呀!我与唐纳闹翻了,他市侩气十足,简直令我无法忍受。”徐明清并不知道,那时的江青在上海与唐纳婚变后,又传出与导演章泯秘密同居的桃色新闻,导致唐纳数次自杀未成,令当时上海演艺圈的舆论纷纷扬扬。徐明清见江青不愿意多说,也就不便多问,便又转换了一个话题:“你现在还经常演电影吗?”

“唉……”江青又叹了一口气,“七七事变爆发后,上海局势动荡不安,大家哪还有心思看电影啊!现在电影市场一直很萧条,我呆在上海也没有什么事可做啦!”

“那你现在怎么打算?”徐明清又问。江青这才道出了自己的真正来意:“一冰,说真的,我来西安是想请你帮个忙。”

“我想到延安学习,想请你帮我找个关系进去。”江青说道。

徐明清知道,当时有很多左翼文化工作人员和一批进步青年,纷纷冲破国民党的封锁线,千里迢迢来到延安,寻找光明。可江青当时一心要奔赴延安,恐怕还另有原因,不过,徐明清还是把她当作一位心向光明和进步的青年来看待。“你从上海带介绍信来了吗?”徐明清问江青。她指的是上海党组织的介绍信。

江青摇摇头,说:“有你在,会有办法的。”

徐明清见江青拿不出组织证明,就对她说:“你还有什么能够证明你身份的东西吗?”江青随即打开小皮箱,取出一本影集说:“这本影集或许能证明我的身份。”徐明清翻开影集,看见里面有一些江青演的进步话剧、电影《娜拉》、《王老五》的剧照等。这些可以表明她是一个追求进步的文艺青年。于是,徐明清叮嘱江青不要着急,等她把情况反映给上级部门再说。徐明清让她先在幼稚园住下。

不久,徐明清把江青的情况和要求向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的危拱之作了汇报。危拱之表示可以把江青带到办事处谈谈。于是,徐明清和江青乘坐一辆黄包车,去了设在西安七贤庄的八路军办事处。到了办事处后,正好邓颖超大姐在办公,徐明清便把江青介绍给邓颖超。江青恭恭敬敬地递上了她的影集,邓颖超一面翻看影集,一面打量江青,说:“你就是上海电影界的明星蓝苹啊!”接着,邓颖超说:“这事由博古(秦邦宪)同志管,他今天正好不在,你们先把影集留下,过两天再来吧。”

过了两天,江青单独去了一趟八路军西安办事处。傍晚回来时,她告诉徐明清:“博古同志跟我进行了一次长谈,我把自己的情况向他仔细汇报了。我提到了小俞(黄敬),他便答应了。”

不久,江青就搬到了八路军西安办事处去住了。

过了几天,江青坐着黄包车来到幼稚园,她欣喜地对徐明清说:“一冰,博古同志通知我,明天就去延安!”

 

在延安,她为江青写下证明材料,

毛泽东和江青结婚时,专门邀请他和她参加婚宴

 

江青之所以从上海赶到西安找到徐明清,想进入延安,其实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她在上海与唐纳、章泯的各种绯闻,令她实在不想再在上海待下去了;另一个就是,她得知俞启威已经到过延安。

从江青的一生来看,她对初恋情人俞启威是充满感情的。即使是她在上海与唐纳结婚之后,仍然对小俞始终放不下。她与唐纳的最初婚变,也与小俞有关。虽说江青在上海演艺圈闹得满城风雨,但她的内心对俞启威依然怀有别样的感情。这时的俞启威,已改名为黄敬。对于他的消息,江青仍十分关注。

1935年3月,江青与小俞分手,离开北京第三次来到上海,化名蓝苹,而俞启威留在北京从事革命工作。

1935年6 、7月间日本控制了察哈尔省,并图谋侵占华北。10月日本指使殷汝耕在河北省建立汉奸政权“冀东防共自治政府”。1935年11月18日由胡适、蒋梦麟、梅贻琦等平津各大学校长教授,联名发表公开宣言:“近有人假借民意,策动所谓华北自治运动,实行卖国阴谋。天津、北平国立学校全体教职员二千百余人,坚决反对。同时并深信华北全体民众均一致反对此种运动。”“并盼全国同胞一致奋起,共救危亡。”1935年12月7日,北平学联召开各校代表会议,决定组织请愿游行。12月9日,在黄敬、姚依林等共产党员的组织和指挥下,北京各所大中学校的爱国学生涌上街头举行抗日救国请愿游行。警察当局事先得知学生要请愿游行,清晨即下达戒严令并设置岗哨。清华大学、燕京大学等城外学生被军警阻拦,在西直门同军警发生冲突。上午10时许,城内一两千名学生冲破军警的阻拦,汇集到新华门前。他们高呼“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反对华北五省自治!”“收复东北失地!”“打倒汉奸卖国贼!”“武装保卫华北!”等口号,表达了全国人民抗日救国的呼声。“一二•九”爱国学生示威游行活动的影响迅速遍及全国。

1936年初,黄敬参与组建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1937年2月,黄敬任中共北平市委书记。不久,黄敬又接到中共中央通知,让他前往延安参加同年5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苏区代表会议(即党的全国代表会议)。

黄敬从北平去延安,是和斯诺夫人海伦•斯诺同行的。黄敬在北大读书时就结识了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那时他和党组织还没有恢复联系,但他是学生抗日救亡运动中的活跃人物,引起了斯诺的注意。斯诺曾夸赞黄敬:“北大有个好青年俞大卫。”这个俞大卫,就是黄敬。斯诺在1936年6月进入陕北采访,住了4个月,写出了著名的《红星照耀中国》(即西行漫记)。斯诺的陕北之行,是通过宋庆龄安排的,黄敬也从中出了力。斯诺夫人也希望访问延安,以写作《续西行漫记》。黄敬对斯诺夫人说,中共中央要在延安召开一次会议,规模很大,届时中共中央的领导人都会出席会议。如果她能和他一道去延安,赶上这个机会,就能见到所有的中共领导人。于是,在黄敬安排下,4月21日,斯诺夫人由黄敬和王福时(斯诺夫人的翻译)陪同,从北平坐火车前往西安。到达西安后,斯诺夫人躲开了国民党特务的监视,和黄敬悄然离开西安,于4月30日抵达延安。

正是黄敬的这一次延安之行,使得江青产生了奔赴延安的想法。

1937年8月,博古批准了江青进延安。据江青自己后来说,她是搭乘一辆运米的卡车从西安出发的,途中遇大雨,道路不通,等了好几天,无法通车,只得改为骑马,十分艰难地到达了距延安南面80公里的洛川。此时,中共中央政治局正在洛川召开扩大会议(史称洛川会议)。

后来,据毛泽东的秘书叶子龙回忆,江青到达洛川的那晚,正好中共中央政治局洛川会议结束,经八路军留守兵团司令员肖劲光和夫人朱仲芷的介绍,江青认识了叶子龙。后来,江青见毛泽东也是朱仲芷介绍的。当时,中央和军委的领导同志分别乘车回延安时,江青就是搭乘毛泽东坐的那辆卡车进入了延安。不过,当时毛泽东坐在驾驶室,江青坐在后面的车厢里。从时间上看,党的洛川会议是1937年8月22日至25日召开。由此可知,江青是在8月下旬进入延安的。而恰在此际,贺子珍与毛泽东发生争吵负气离开了延安。江青与贺子珍擦身而过,并没有见过。

到了延安后,江青被安排在延安的第三招待所(又称西北旅社)暂住。登记时,她不再写“蓝苹”,而是经过深思熟虑后为自己起的一个新名字“江青”。

江青是怎样认识毛泽东的?有各种说法。一种说法是,江青到延安后的第二天,朱仲芷带着江青来到毛泽东的住处,毛泽东在院子里同她们谈了话。也有的说是,江青在中央党校学习时,毛泽东到中央党校作报告,江青专门坐在第一排认真地记笔记,并趁报告空闲时向毛泽东请教。还有一种说法是,1937年底康生从莫斯科回到延安之后担任中央党校校长,康生与江青是山东老乡,学员江青巴结上校长康生,是康生向毛泽东介绍了江青。

1937年9月中旬,党组织调徐明清到延安中央党校学习。徐明清高兴极了。她和柯庆施夫妇、陈赓夫人王根英等一起从西安出发,走了十多天,终于到达延安,住在中共中央组织部招待所。第二天,徐明清前去中央组织部报到。她做梦也没有想到,竟然在这里碰到了阔别6年的老乡战友王观澜。王观澜给徐明清办了手续,通知她到桥儿沟中央党校报到。徐明清被分在第十二班。当时,中央党校有个男学员也叫徐明。为了区别,王观澜专门给她改了名,在徐明后面加了一个“清”字,意为“明明白白,清清楚楚”。从此,她就一直用徐明清这个名字。1937年底,王观澜和徐明清在延安结婚。结婚仪式很简单,在当时的延安“合作社”吃顿饭,应邀来参加婚礼庆贺的有毛泽东、洛甫(张闻天)、李富春、蔡畅等。

徐明清到了延安后不久,见到了江青。江青初到延安后,被分配在边区政府教育厅工作,组织上为了考验她,就派她到农村搞调研。江青调研回来告诉徐明清说,延安的生活条件太差了,她还给徐明清念了首打油诗“陕北好地方,小米熬稀汤,臭虫成了王”。不久,江青要求到中央党校学习,她说自己1933年在青岛入党,要求恢复党籍,但当时没有证明。为此,党组织对江青的党籍问题进行了审查。要求所有接触过江青的人都写证明材料。徐明清根据组织要求,实事求是、客观地写下了一份证明材料,如实地说明了自己在上海、临海、西安等地和江青接触的情况,以及江青在上海的表现、晨更工学团吸收她为团员、她参加了党的外围组织剧联、教联的情况。徐明清所写的证明材料存入了江青的档案,这为她几十年后的蒙冤入狱埋下了伏笔。江青最终顺利地通过审查,是因为黄敬为江青写了证明材料,证明江青是由他介绍入党的。经过两个多月的审查,江青的党籍问题由于黄敬的证明得到了解决。1937年11月,江青进入中央党校学习。

1938年1月28日,为了纪念淞沪抗战6周年,延安文艺界排练了话剧《血祭上海》,在延安公演20天,引起了轰动。江青也在剧中扮演了一个角色。这是江青在延安的第一次重要亮相,也随着这场演出轰动起来。不久后,江青调入新成立的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戏剧系任指导员。调入鲁艺后的江青主要兴趣在演戏,她出演了京剧《苏三起解》中的苏三,根据《打渔杀家》改变的新编京剧《松花江上》。在《松花江上》彩排的时候,康生前来观看,大加称赞,说要请毛泽东来看戏,这让江青格外高兴。

1938年7月7日下午,在延安边区政府礼堂举行了纪念抗战周年文艺演出,毛泽东在康生陪同下来看戏了。演出结束后,毛泽东和康生到后台接见演员,经康生介绍,毛泽东特别接见了江青。1938年8月,江青调到中央军委办公室担任秘书,来到毛泽东身边工作。同年11月,毛泽东与江青结婚。

由于处于战争年代,毛泽东和江青结婚并没有举行比较正式的仪式,只是请了两次客。那天,贺龙来延安,和毛泽东谈完工作临出门时,贺龙半开玩笑地对毛泽东说:“主席,结婚大喜,也不请我们吃酒?”毛泽东即对身边的叶子龙说:“子龙,你办两桌饭,请他们吃一吃。”于是,11月19日、20日,毛泽东在凤凰山所住的窑洞里,请了一位厨师掌勺,两次请客。第一次请了朱德、周恩来、贺龙、王若飞等人,第二次请了张闻天、李富春、蔡畅、罗瑞卿、滕代远,王观澜和徐明清。在叶子龙和徐明清的回忆录中,都清楚地写到,在毛泽东请客的那天,正吃饭时,日本飞机第一次轰炸延安。在大家的劝说下,当天,毛泽东从凤凰山搬到了杨家岭。

徐明清和王观澜结婚后,工作和生活都十分愉快。1938年4月,徐明清在中央党校学习期满后,被分配到中央组织部妇女科任副科长。原来的妇女科科长蔡畅去苏联治病,由张琴秋接任。张琴秋当时任延安女子大学教育长,因一时没人接替而脱不开身,所以,妇女科的工作主要由徐明清负责。同年8月,徐明清调任陕甘宁边区妇联主任。1939年2月,中共中央建立了妇女运动委员会,徐明清被任命为中央妇委委员。在延安这几年,徐明清一直从事妇女运动工作,为推动边区妇女运动,组织发动妇女支援慰问前线抗日将士,动员妇女组织生产、扫盲、交纳公粮,建立边区儿童保育院等做了大量的、卓有成效的工作。

 

市委党史研究室调研员 李兆建(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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