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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定与浙东亭旁暴动
发布日期:2017-07-04                  浏览次数:

台州市委党史研究室调研员    李兆建

 

包定,名本锭,号次安,曾化名袁应吉,1901年出生于浙江省台州宁海县亭旁镇包家村(今属三门县) 的一个小商家庭。他7岁就上了私塾读书,后转入亭旁亭山高等小学。包定自小聪明好学,尤其喜欢文学、诗词,小小年纪,其诗作就初露头角,受到当地社会名流的称赞。1918年,他从亭山高等小学毕业后赴杭州学医,未果而回家务农,1919年4月,由宁海县知事吴葆诚委任,包定担任私立桂林小学的校长,在当时是宁海县南乡一带最年轻的校长。才华横溢的包定,被时人誉为“亭旁才子”。他办学之余,开始创作诗词。他把自己的随想、随感用诗词记录下来,并把这些诗词手稿命名为《鹅湖遗矩》。包定的才华和好学,在他的诗中可见一斑。诗中写道:“花气薰人人易醉,小斋日午枕书眠。”“坐石不知人已困,挟书听鸟和花眠”。这个时候的包定,在其诗作中大多描绘家乡美丽的山山水水和田园牧歌般的农村生活,字里行间充盈着细腻、丰富的情感。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新思想和革命进步思潮开始在相对封闭的浙东山城宁海传播开来,《新青年》、《每周评论》、《觉悟》、《新潮》等各类进步刊物、报纸逐渐流入这个小城。包定如饥似渴地大量阅读了这些进步书刊,从中汲取丰富的营养。此时的包定,开始思考社会和国家的命运。他目睹了百姓的苦难、国家的动乱,他怀抱着救国救民的远大志向,可是,这黑暗的社会现实却又使他感到无路可走,让青年包定有一种壮志难酬的愁绪在胸。所以,他“每到无聊便赋诗,愁怀如许有谁知。”他在诗中写道:“静从无聊忆旧游,世情翻覆出何求。人生泡影须当悟,悲苦界中莫再留。”反映了他当时的苦闷和求索。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开始在各地组建党的基层组织。台州籍的在外求学的进步大学生纷纷回到家乡台州传播马克思主义。1925年五卅运动后,宁海籍在上海读书的蒋如琮、林泽荣(又名林淡秋)、王育和等进步青年发起了“宁海旅沪同学会”,刊发学会月刊,宣传革命道理,提出对家乡宁海的改革大计。1926年暑假,共产党员蒋如琮、林泽荣经上海党组织同意回到家乡宁海,组织起消夏社,举办补习班,吸收进步青年参加,同时筹建宁海中学。在外地入党的范金镳、王育和等人也回到宁海,开展革命活动。9月中旬,宁海中学正式成立。这是一所由共产党人一手创办的、男女同校的新型学校。宁海县第一个中共党支部也在宁海中学内建立起来,共有党员6人,蒋如琮、范金镳为党支部负责人。当时,正处于国共第一次合作后期,共产党组织借助合法、公开的活动宣传革命的思想,深深吸引包定这些胸怀理想、追求进步的青年。此时的包定,思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的诗句也反映了他当时的心声:“无奈中原离乱甚,问谁仗剑拯斯民?”

宁海中学的革命活动引起了土豪劣绅和当局的仇视,1926年11月,反动军阀制造借口试图逮捕中共党员范金镳,被愤怒的学生抢回来。中共宁海支部被迫暂停活动。1927年1月,中共临海特别支部派共产党员蒋益谦、李平去宁海中学任教,重建中共宁海支部,由蒋益谦任党支部书记。但是,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的第七天,即4月19日,宁海国民党当局以“清党”为名,纠集反动武装200多人突袭宁海中学,中共宁海支部书记蒋益谦等人被捕,王育和、林泽荣等逃离宁海中学隐蔽在外,宁海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

敌人的残酷镇压并没有吓倒共产党人。5月,中共临海特别支部指派林迪生到宁海中学主持工作,并负责恢复党的工作。林迪生邀请包定、叶信庄到宁海中学任教。包定任宁海中学庶务主任。不久,包定、叶信庄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上级党组织又指派党员杨毅卿为共青团台州特派员到宁海工作,指派邬逸民到宁海中学建立中共宁海临时县委。6月,中共宁海临时县委成立,邬逸民任县委书记,许杰、包定等任县委委员。之后,宁海中学又邀请了柔石到校任教,并于1928年初,推选柔石出任宁海县教育局长。后来,蒋如琮在回忆录《亭旁起义史略》中这样写道:“1927年冬,包次安(定)、叶信庄两同志也去宁海城内,受到党支部的欢迎,两个月之后加入共产党。从1926年秋到1927年冬,宁中学生因不断在各乡做革命工作,一年多的时间里也锻炼出了一批活动分子。那时党的中心工作是农民运动。工作方式是组织农民协会,已有组织的地区扩大组织、发展组织,没有组织的建立组织。”

中共中央召开了八七会议,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决定组织力量,转入反革命势力比较薄弱、革命基础较好的农村。当时,中共中央批示浙江省委:“应马上准备一个广大的农民武装暴动,”“夺取政权,占领县城,在暴动区域里,坚决肃清一切反革命势力。”中共宁海县委根据实际情况,确定把发动农民暴动的重心放在宁海县南乡的亭旁地区。

亭旁居于临海、宁海、天台之间,境内山岭起伏,道路崎岖,山高谷深。区域内分为包家、杨家、任家、邵家、梅家五庄,为土豪劣绅把持。这些地主豪绅压榨农民,无情剥削,农民苦不堪言,民怨鼎沸。1927年秋,中共宁海县委派杨毅卿、林泽荣、蒋建人等同志到亭旁指导工作,并派包定任亭旁桂林小学校长,以教书为掩护,积极开展建党和发动群众工作。包定以前就在此工作,有着十分坚实的群众基础,很快地就打开了工作局面。他召集叶信庄、包昭光等人,建立秘密组织“穷人会”、“壁虎社”,开办训练班,培养农民运动的骨干,吸收发展党员。他们结合当地实际,组织平民夜校、剧社、车灯会、狮子会等群众性文娱团体,利用各种形式对农民群众进行宣传发动。10月,党领导的宁海第一个农民协会----包家村农民协会在亭旁包家祠堂成立。当时,自动要求入会的农民比任何一处都踊跃。

1927年11月,中共浙江省委派浙南特派员陈韶奏化名李吉平到宁海召开党团活动分子会议,传达党的八七会议精神。宁海党组织加强了亭旁地区党的力量。1928年1月,浙江省委派王瘦竹到亭旁帮助建党工作。1月22日,在丹丘寺召开党团大会,成立亭旁党团区委领导机构。包定兼任中共亭旁区委书记。此后,亭旁地区党团组织发展很快,在短短几个月中,全区党团员发展到700多人。蒋如琮在《亭旁起义史略》中回忆道:“自1928年1月起,亭旁区在包次安、包照华、叶信庄等同志努力负责下,工作积极推进,人数地域的发展也非常快。”此时,革命的力量在亭旁地区集结。平日里涣散、愁苦的农民通过农民协会组织起来,显示出巨大的力量,那些以前横行霸道、武断乡里的土豪劣绅们,吓得惴惴不安,不敢做声。包定等人分头到包家、杨家、下叶、南溪、任家等村进行革命活动,并亲自参加剧社的下乡宣传演出。包家、任家、南溪等地均建立了党支部。共产党人以村小学为革命活动的据点,使亭旁地区各所重要小学都掌握在共产党员手里。随着党团组织的发展,亭旁农民运动也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包定领导农民开展抗麦租、加工资、反对增加田赋、实行平粜等经济斗争,为发动亭旁暴动打下了基础。这时,包定的胸中化作了一股英雄的豪气,他的诗作也反映了这种壮志豪情:“浪花磅礴暗鸿蒙,夭矫神蛇起海中。石骨撑空芒射日,待看飞上扶桑东!”

1928年3月14日至16日,中共浙江省委在上海举行扩大会议,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出席会议并作全国政治状况报告。会议讨论了浙江政治状况及党的政治任务、组织问题,对开展职工运动、农民运动都作出了明确指示。参加会议的10名代表中,有台属宁海县委书记卢经训和温岭县委书记管容德。会议决定“以武装暴动推翻国民党建立苏维埃政权为工作总目标”。3月24日,浙江省委作出《关于台属六县工作决议案》,指出台属各县工作“由农民的游击战争、乡村暴动达到割据的前途”。

会后,省委派王瘦竹来到宁海召开各区党支部代表会议,传达省委扩大会议精神。会议决定建立武装部队,预定全县成立一个总队,在亭旁、海游、高枧、桥头湖四处各组织一个支队,总队部设亭旁。实行“局部暴动,循环游击,扩大影响,争取群众,建立革命根据地,进行武装斗争”的方针和策略,打算秋收举行起义,并与天台、奉化、临海各县取得联系,以期建立浙东革命根据地,建立苏维埃政权。会议作出了“亭旁、珠岙二区在各项斗争中,须走到武装斗争的地步”和“须迅速进入到游击战争的阶段”等项决议。为了适应工作需要,中共宁海县委调整了亭旁党团区委的领导成员,包定任宁海县委常委,负责南乡(三门)亭旁地区工作,任畴任中共亭旁区委书记,梅其彬任共青团宁海县委委员,从临海调入叶宝鉴为共青团亭旁区委书记。亭旁区的工作重心迅速转移到以武装暴动为中心的斗争上来。

此时,亭旁的农民运动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随着农民协会的建立,农民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同土豪劣绅展开坚决的斗争。提出了“停止粮食外运,实行粮食平粜,提高短工工资”的口号。农民运动的发展,令地主豪绅提心吊胆,惊恐万状。他们表面上不露声色,背地里经常集会密谋策划,商讨对付共产党的办法,暗中进行破坏活动。有的到宁海城内告请县政府发兵,有的潜至台州去报密。革命的力量与反革命的破坏开始尖锐地对立起来。

为了加强对宁海县和亭旁地区武装斗争的领导,浙江省委派出军事委员会成员管容德(1929年4月被捕后叛变)以特派员身份,来到亭旁指导武装斗争工作。管容德是温岭人,1927年在上海加入共产党,曾任中共温岭县委书记、中共浙南特派员。他初到亭旁后,对地方状况和农民运动的具体实际情况尚未充分掌握了解,便主观武断,贸然提出要马上暴动的主张。对此,包定、蒋如琮等竭力反对,他们认为群众还没有充分发动起来,武装农民未经过战斗训练,缺乏军事素养,对敌军的策反工作也尚未着手,因此不宜过早举行暴动。管容德没有接受包定、蒋如琮等人的正确意见,反而认为这种想法是“右倾”。当时,宁海党的领导层对于在什么时候组织亭旁暴动产生了分歧。这一分歧,是导致亭旁暴动最终失败的重要因素之一。对此,蒋如琮在《亭旁起义史略》作了详实叙述:“对革命工作损失最大的要算叛徒管容德,他于1928年初,拿着省委介绍信来到宁海,以军事委员的名字来策划武装起义事情,其实他什么也不懂,不但没有军事常识,即普通的一般党的工作也莫名其妙,是一个十足的投机自私分子。他一到亭旁之后,地方的情况,农民的实力以及群众的革命情绪还没有了解清楚,就马上提出‘暴动’的主张。我们都觉得条件还没有成熟,目的要求也不够明确,贸然发动怕于事实无益而有害的,提出异议。次安、照华也竭力反对,大家一致把这个意见打消了。而管则不以为然,马上回转宁海中学,又过一个月的样子,管又率同杨毅卿(宁中教员)、徐孝慰(宁中学生)等五六人,到亭旁命令立即起义。这时赞成的人比第一次多了,梅其彬、梅其广弟兄拥护最烈,杨毅卿、徐孝慰等也同意立即发动,包次安、包照华、叶信庄等同志觉得这一回比前一个月好,对省委派来的军事委员的命令,不能不顺从,‘动就动吧’。”可知,亭旁暴动是由于主要领导成员急躁冒进而做出的决策,导致暴动之前的准备工作尚未充分展开就仓促起事。

真正点燃亭旁暴动的导火线是“南溪事件”。

1928年清明节,在南溪发生了农民协会会员与地主武装直接冲突的“南溪事件”。南溪村位于亭旁区的东南部,村中以梅姓居多,封建宗族势力顽固。1927年底,梅其彬受党组织派遣回村开展革命活动。他创办大同小学和平民夜校,宣传革命道理,组织建立农民协会,农民纷纷加入农会,与土豪劣绅展开激烈的斗争。他们向鱼肉村民的土豪梅长恕开刀,要梅长恕交出长期霸占的公田40亩给大同小学作费用。梅长恕见自己侵占公田的面目被揭露,恼羞成怒,百般阻挠破坏,并召集打手,欲借反动武装镇压农民和大同小学师生。清明节那天,他借宗祠活动恶毒攻击革命群众,并用手枪打伤揭露他反动面目的共产党员梅其慎。当晚,被激怒的百余名农会会员在梅其彬等带领下,包围了梅长恕的大院。双方发生了武装冲突,并对峙了两天两夜。包定得知后,顿觉情况严重,如果处理不当,会导致在没有作好准备的情况下提前暴动,后果不堪设想。于是,包定马上赶到了南溪村,与鲍善一起到梅长恕家进行谈判,迫使梅长恕交出公田,并负责赔偿梅其慎的医疗费用。狡诈的梅长恕装作要让步的样子,却趁着武装农民警戒松懈之际,于4月7日夜携枪逃跑了。出逃在外的梅长恕请来讼师将诉状直投国民党省政府,诉称“党匪枪弹穿其门壁如蜂窝”。

“南溪事件”发生后,不断地有谣言四起,谣言称国民党军警将到亭旁“围剿”。5月15日,中共浙南特派员管容德召开党的县委扩大会议,决定亭旁、珠岙两区由经济斗争转到武装斗争的更高阶段,提前发动武装暴动。县委扩大会议后,管容德、杨毅卿、包定等人深入亭旁了解情况。此时,亭旁散工加工资斗争已经取得胜利,抗麦租的斗争已经发动,武装农民的斗争情绪高涨。管容德认为农民群众已经发动起来,起义的时机已经成熟。在此情况下,包定等几位原先认为暴动条件还不成熟的同志也觉得箭已离弦,不得不发。

5月20日夜,亭旁、海游、珠岙、桑洲四区部分武装人员及负责人约250人在谷仓岭头集中,包定主持召开起义预备会议,讨论提前起义事宜。会议确定了起义的总纲领、口号,决定建立红军指挥部,推选包定为红军总指挥,并通知各地做好提前起义的准备工作。

5月23日夜发生了“任家事件”,揭开了亭旁暴动的序幕。 

当时,亭旁地区各地农民开展了粮食平粜斗争,要求地主豪绅将粮食平价卖给群众。地主豪绅抵抗平粜,不愿贱价卖粮,干脆关了粮店。农民买不到谷,对地主豪绅更加愤恨,斗争情绪更为高涨。5月22日下午,任家党支部负责人到区委报告,要求镇压反对平粜最厉害的地主豪绅任禹玉、任友端。亭旁区委和县委常委包定都认为这样做可以壮大声势,鼓舞斗志。但是,考虑到这些地主豪绅有快枪20余支,而任家的农民力量薄弱,于是,决定调集周边各村农民武装协助执行这项任务。中共亭旁区委于22日夜召开活动分子会议,决定于次日夜采取行动,镇压土豪劣绅任禹玉、任友端、任升初。23日夜11时,亭旁各地的农民武装180人在丹丘寺集中,在包定的指挥下,冒雨进军任家。包定指挥农民武装包围了任家三家地主豪绅大院。地主任升初逃脱未获。大土豪任禹玉家房屋高大坚固,又有武装防守。任禹玉组织家丁从窗口、门内开枪抵抗,农民武装攻打了一个多钟头,无法突破。包定随即命令留下一部分力量围困任禹玉家,指挥大部队转攻地主任友端家。农民武装部队先用大石杵撞击任友端家大门,后用大斧头将其大门砍了个大洞,一涌而入。此时任友端已跳窗潜逃。大家怒不可遏,举火烧了任友端的房子。攻打任家地主豪绅,打响了亭旁暴动的第一枪。

“任家事件”发生后,群众要求实行武装暴动的呼声很高。5月24日上午,中共浙南特派员管容德、宁海县委特派员杨毅卿、县委常委包定在南溪召集党团区委会议。会议决定正式成立亭旁区革命委员会及红军指挥部。由包定任革命委员会主席兼红军总指挥,梅法金、任畴任副总指挥。革命委员会下设军事、总务、财政、运输、交通五部。会后,派杨毅卿赴县委报告,其他同志分头行动。

5月25日夜,亭旁农民武装224名集中在丹丘寺进行编队。除编30名为冲锋队,一连为主力连外,其余按营连队组编制,归总指挥部指挥。由管容德作政治动员,由革命委员会主席包定宣布区革命委员会决议:今夜,浙东亭旁暴动了。

5月26日拂晓,亭旁农民武装高举红旗向亭旁进军。农民武装部队以红布为号,手持火药枪、土枪、手枪、大刀、长矛,沿途群众纷纷加入,队伍壮大到1000多人。当地土豪劣绅吓得仓皇逃窜,有的逃往临海,有的逃至宁海县城。农民武装部队迅速占领了亭旁。红军总指挥部设在包家的包子聪家。

亭旁的城隍庙里人头攒聚,群情激昂。农民武装部队和群众上千人齐集城隍庙,包定上台宣布解散当地所有国民党反动机构,庄严宣告亭旁区苏维埃政府革命委员会成立。第一面镰刀斧头大红旗在原国民党亭旁区分部门前冉冉升起。顿时,会场沸腾起来,口号声、鞭炮声、欢呼声响成一片。亭旁起义建立了浙江省第一个苏维埃政权,被后人誉为“浙江红旗第一飘”。

包定任苏维埃政府主席后,宣布实行共产革命,没收地主土地,焚毁契据,开仓济贫。革命委员会发布文告,宣布逮捕反动豪绅,向地主派粮派捐,收缴枪支。接着,在亭旁街举行盛大的游行活动。整个亭旁街到处是鲜红的标语、传单,群众欢欣鼓舞,纷纷要求参加起义部队。

亭旁暴动的枪声震惊了浙江全省,国民党浙江省主席何应钦急令省民政厅和省防军立即组织“围剿”亭旁红军。5月26日,国民党省防军驻海门的第五团和驻临海的国民党军集结在临海车口、东塍等地,准备进犯亭旁。驻宁海的省防军进入珠岙,向亭旁进发。驻海游的省防军郑俊彦连亦蠢蠢欲动,伺机进犯亭旁。亭旁红军处于三面夹击之中。

26日下午4时,亭旁革命委员会和红军指挥部获悉情报,立即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有计划地将部队撤至亭旁附近,待国民党军窜入亭旁时再包围反击。于是,包定指挥红军一面组织精干力量向南溪方向撤退,一面连夜派交通员分别去海游、珠岙方向联络,并通知各路起义部队就地疏散,待令行动。

在亭旁举行暴动的同时,宁海的桥头胡、梅林一带也组织了六七百人的农民武装,进行编队,发给臂章,买来20余条土枪、手枪,并派出交通员与亭旁联系。5月26日夜,珠岙等地获悉国民党武装要向亭旁进犯,珠岙、桑洲、前童,天台洪畴、欢岙,临海大田、两头门等地千余农民武装汇集到珠岙街,准备声援亭旁。27日夜,他们在珠岙叶家祠堂集会,一致推选中共珠岙区委负责人陈祥为珠岙路红军临时总司令。陈祥当即决定率部赴亭旁支援亭旁红军。就在将要出发之际,他们接到情报,得悉亭旁红军已经撤向山区。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县委决定珠岙路红军疏散待命,保存力量,党团骨干也分散隐蔽。

5月27日黎明,亭旁红军部队根据行动部署开始撤离亭旁。此时,驻海游的国民党省防军郑俊彦部率先进犯亭旁。他们慑于红军声威,不敢贸然进入。当得知红军已经撤离,才敢进村。这时,包定和杨成董还在包家村里,闻敌人已经进村,他们两人头戴笠帽,身穿蓑衣,肩背锄头,化装出村,与进村的敌军擦肩而过。

27日下午,向南溪方向撤退的亭旁红军在狮子岭与来犯敌军接火。红军战士因为枪劣弹少,且战且退。当红军退至虎陇头时,据险阻敌,伏击敌军。当国民党军进入红军射击范围时,指挥员一声令下,红军的土炮、长枪一齐开火,打得国民党军四处逃窜。此时,从临海方向的国民党省防军也已经扑来,红军面临腹背受敌的困境,难以坚守。为了保存实力,红军指挥部决定将武装人员化整为零,疏散隐蔽,转入地下斗争。一部分人员由梅其彬率领转移到大尖山上,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下坚持了一个月,最后也都转入地下斗争。亭旁暴动在敌人优势兵力的围攻下失败。

国民党军占领亭旁后,对包家村等重点村庄挨家挨户搜索,凡是农会干部及起义领导同志的家,尽被敌人捣毁。各村土豪劣绅纷纷反攻倒算,白色恐怖笼罩亭旁。宁海中学被敌人封闭解散,宁海中学党支部的成员在艰危的情况下逃出宁海县城,各地的农会、工会、妇女会也都被迫解散。敌人以千元重金悬赏缉拿包定。

这时的包定,和宁海县委其他同志撤到珠岙。他决定在各地设立秘密联络点,待机重新起义。但是,这一设想在极其严酷的环境下难以实现。不久,包定奉命转任中共天台县委常委,负责农运工作。他化名袁应吉,改称是天台人。在天台县委领导下,发动和组织农民,进行减租、闹当、平粜等斗争。由于叛徒出卖,天台县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包定在危难之际受命担任中共天台县委书记,陈祥担任天台共青团县委书记。他俩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坚持在天台地区开展党的地下工作。有一天,包定路过赤城山顶,见晚霞满天,层林尽染,万山披红。他触景生情,写下了一首诗,以抒发自己心中对革命必胜的坚定信念和顽强不屈的斗争意志。“赤城山上晚霞眠,落日余辉映碧天。荒村新犊哞坡上,孤树寒鸦噪涧边。灰黄衰柳临风抖,苍郁劲松迎雪坚。红旗插遍台山日,喜看万民忙分田。”

由于天台县的党组织创建较晚,工作经验不足,包定到天台后,和县委同志一起编印宣传材料,传授工作方法和开展革命斗争的经验,晚上深入到村里召集群众开会,宣传革命道理。包定和陈祥等同志一起,在天台坎顶、前洋潘、崔岙等地,恢复和发展党团组织,建立农会,并着手组建农民武装。

由于包定、陈祥他们一直在偏僻山区乡村活动,久未与上级组织取得联系,经过县委研究,决定直接去杭州找省委汇报请示。1928年3月28日,包定和陈祥出发到了嵊县,发出密写信给浙江省委机关联系。3月31日,他们到达杭州后再次发信给省委机关,并在信中告知自己的联络住址。他们没有想到,中共浙江省委机关在2月已被国民党当局破坏。他们所发的信件均被国民党特务截获,信中暴露了他们在杭州的居住地点。国民党军警包围了他们在杭州武林路的住所。包定和陈祥同时被捕,被关押在杭州浙江陆军监狱。

包定和陈祥在狱中经受了敌人的严刑拷打,坚贞不屈,坚不吐露党的机密。在敌人设立的法庭上,包定痛斥国民党反动派的罪行,与反动法官展开针锋相对斗争。他知道自己难逃一死,但他视死如归。他在最后的一封家书中写道:“我在外面不易回家照顾孩子们,这是你们所明白的,盼教孩子们踏着父亲的足迹,以建设新中国为志,为革命事业奋斗到底。”

1930年6月22日,包定在杭州松木场英勇就义,时年29岁。牺牲前,他慷慨写下了最后一首诗:“碧血洒芳草,正气壮山河,笑看刀光闪,高唱《国际歌》。”

包定和他的同志们所领导和发动的浙东亭旁暴动,是党领导农民运动开展土地革命,建立革命政权的一次伟大实践。亭旁暴动建立了浙江省第一个苏维埃政权,并创建了红军,在短时期组织发动了周边几个县数千农民武装,控制了几个区的局势,其声势和规模在浙江全省都是空前的。1928年6月,党中央作出了《关于亭旁游击战争的指示》,高度肯定了这次暴动。《指示》指出:“这次亭旁党部能够利用农民生活最痛苦的时候(青黄不接的时候),发动当地农民平粜、抗捐、抗麦租及加资斗争,并且根据当时群众斗争要求与情绪,聚集农民武装用游击斗争的方式去求群众斗争的扩大与发展,中央认为是必要而且正确的策略。” 

包定和他的同志们所领导和发动的浙东亭旁暴动,将永载革命的史册并煜煜生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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