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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民族政策的忠实践行者
——试析长征时期王观澜贯彻执行党的民族政策的实践
发布日期:2017-08-03                  浏览次数:

临海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    王荣福


    原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王观澜是我党最早从事农民运动和土地革命的领导人之一。在5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他始终忠实执行党的方针政策。在中央苏区,创办新华社的前身红色中华通讯社、主编中央第一份党报《红色中华》;在毛泽东亲自指导下主持叶坪乡的查田运动;参与制定土地革命的具体政策。红军长征前期,在红一、三军团从事地方工作,遵义会议后,党中央起用王观澜担任中央工作团主任。本文试就相关历史资料,回顾红军长征时期,王观澜奉命在四川越西和宁夏同心贯彻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在民族地区有效开展工作的成功实践,以此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纪念王观澜同志诞辰110周年。

四川越西  组建民族地方革命组织

1935年4月,中央红军巧渡金沙江,进入凉山,途经会理、冕宁、越西、甘洛等10个县市,总行程达800多公里。在兵员十分紧缺的情况下,每到一地,仍然抽出大量身经百战的红军指战员组成游击队,为当地留下优秀革命骨干。5月12日,中央政治局在会理县城郊铁厂举行扩大会议,巩固了遵义会议的成果,制定了中央红军顺利通过彝区、与四方面军会合的战略方针。由于正确执行了党的民族政策,红军在凉山不到一个月,扩大红军的人员数量近7000余人,加上游击队和群众武装近3000余人,总数达上万人。

王观澜在长征开始时跟着一、三军团,作地方工作。1935年1月,遵义会议后,中共中央决定由王观澜接替邵式平,担任中央干部团主任(后改为地方工作团)。红军进入云南后,王观澜到红三军团检查并帮助地方工作,随三军团渡金沙江,出会理,绕西昌,越小凉山,进入大渡河以南地区。当时,中共中央提出了“赤化云贵川”的口号,中共中央驻三军团的代表刘少奇到达越西后,根据当地情况,决定留领导干部在这里建立游击根据地。王观澜1956年回忆“到越隽时,与刘少奇同志谈话之后,征求洛甫同志同意,组织上即决定我留在越隽组织地方武装部队,配合冕宁一带的游击活动,开辟游击区,建立地方革命组织。”就这样,红军大部队浩浩荡荡向前开进,王观澜带领一部分同志组成地方工作队,在万山丛岭中留了下来。

越西是彝族集居区,经济落后,但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这里的社会结构复杂,反动势力互相倾轧、明争暗斗,不断制造民族隔阂,彝汉人民生活处在水深火热之中。1934年3月27日,越西彝汉人民为推翻国民党反动派的黑暗统治,爆发了一次震惊川康的彝汉人民救贫义勇军起义。虽然这次起义被反动军阀镇压,但却留下了革命火种。1935年5月22日,红军先头部队进入越西县城,释放关押在监狱中的“质彝”,开仓救济穷苦百姓。还镇压了罪大恶极、民愤极大的恶霸官僚。

在越西,王观澜带领地方工作队,遵照中央提出的“各级组织必须从实际出发,加强调查研究,以制定切合少数民族情况的政策”的指示,深入到少数民族群众中,调查社会情况,了解民情风俗,听取群众意见,发动群众打土豪,分发豪绅与反动军官的粮食衣物,焚毁反动政府剥削压迫彝汉人民的田赋粮薄等文书档案;还召集群众大会,向群众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使越西人民知道“一切夷汉平民,都是兄弟骨肉”的道理,了解红军是解救穷苦人的队伍。5月27日,工作队还在越西县城、中所、新民等地为“3·27”暴动的死难义士举行祭奠仪式,慰问和安抚死难义士的家属亲友。

红军的革命活动使越西广大贫苦群众欣喜若狂,“红军卡沙沙!红军瓦瓦苦!”的欢呼声响彻城乡村寨,越西人民欢迎红军,拥戴红军,主动配合红军行动。

据王观澜1956年回忆,“四、五天工作之后,发动了群众。在群众热烈拥护的情况下出了布告,宣布了中所坝、王家屯两个区和越隽县的革命委员会的成立。并建立了100多人的越隽游击大队(内有彝人1班),我自任政委兼越隽县的革命委员会主席。”

随着红军大部队的开拔,国民党的“追剿”部队很快逼近越西,城外的地主武装也活动起来。王观澜审时度势,带领队伍主动撤出县城,到乡村进行游击斗争。这里的村寨大都用高高的竹篱围住,每到傍晚寨门紧闭,居民半数以上为彝民,语言不通,给红军游击队的活动带领很大困难。王观澜和红军战士紧紧依靠觉悟了的彝族民众,充分利用广阔的山野丛林,克服困难坚持斗争。

一天下午,王观澜集合队伍,准备出发攻打“靖卫团”。侦察员带领一名彝族青年来见他,交给他一封急信。王观澜拆开一看,是毛泽东的亲笔信,指示他立即带基本部队火速北上,追赶中共中央,并说明红二军团将在大渡河的富林渡口接应他。

原来,5月26日上午,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领导人到达安顺场,在安顺场召开会议,指挥红军主力夺取泸定桥、过大渡河战役。28日,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及中央军委机关离开安顺场时,毛泽东写信给王观澜,下达返回中央的命令。

王观澜读完信,眼睛湿润了,他深深体会毛泽东的意图,马上交待地方工作。5月29日,王观澜率红军地方工作队最后一批撤离越西县城,向安顺场出发。

赶到泸定桥边时,何长工所率领的后卫部队已经在接应。他们深夜过了铁索桥,天明时,赶上了部队,又见到了毛泽东和战友们。

 

宁夏同心  成立少数民族工作委员会

1935年5月,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决定组成中国人民红军西方野战军,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委,执行西征任务,巩固和扩大陕甘根据地,发展壮大红军力量;向南打通与红二、四方面军的联系,实现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发动少数民族起来革命,建立少数民族自治政权,促使西北抗日力量大联合,进而形成全国抗战新局面。

红军西方野战军分左右两路,挺进甘宁,攻占靖边、定边、安边,驰骋宁南、甘陇境域,历时半年。

宁夏豫旺县是红军西征的大本营。6月8日,红军西方野战军左路军红一军团二师一举攻占豫旺堡;1 1日,七十三师同新组建的回民独立师攻占王家团庄,解放同心城一带;27日,右路军七十五师胜利攻破豫旺县城下马关,全歼守敌。至此,豫旺县除韦州州外全境解放。6月底,彭德怀司令员率西征总指挥部进驻豫旺堡,这里成为西征红军的指挥中心。

豫旺县又是回族聚居区。由于地处穷乡僻壤,加之国民党的反动宣传,群众对红军究竟是什么样的队伍知之甚少。为使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在回族地区得以有效宣传贯彻,5月25日,即在红军西征出发后不几日,毛泽东就发表了《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对回族人民的宣言》,提出民族平等、民族自治和尊重少数民族宗教信仰及风俗习惯等党的民族宗教政策。红军总政治部也颁发了《关于回民工作的指示》,明确强调不准驻扎清真寺、保护清真寺、保护阿訇。这些都为西征红军做好民族工作指明了方向。

王观澜随中央红军胜利到达陕北瓦窑堡,即根据中央决定,与原中央苏区中央政府的林伯渠、谢觉哉、邓发、蔡树藩、毛泽民等,共同组成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以博古为主席,指导并帮助陕甘、关中等地工作。王观澜出任任土地部部长,管理分配土地,发动与组织群众,组织劳动互助社,发展农业生产。他还与邓发一起,帮助陕北省苏维埃工作等工作。1936年6、7月间,红军东征回来,根据地粮食困难,王观澜奉命去子长县一带筹集粮食,供给红军部队和后方机关需要。

10月初,王观澜“奉中央派遣到陕甘省委(李富春同志任书记,曲子工委张浩同志参加)和前敌指挥部(彭德怀同志任总指挥)传达中央关于统一战线问题的决定。在予旺堡同心城一带工作时,成立了少数民族工作委员会。我任主任进行回民工作,直到二、六军团和四方面军的一部分部队会合以后,张浩同志和周恩来同志去前方时,我才带了彭德怀同志的意见回保安向中央汇报。”

王观澜在豫旺堡、同心城一带共一个月左右时间。之前,西征的红军将士已经卓有成效地践行了党的民族政策,打开了局面。王观澜在陕甘省委和西征军首长的指导下,根据毛泽东《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对回族人民的宣言》的精神,以少数民族工作委员会为依托,开展党的民族政策的宣传贯彻工作。

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民族问题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长期关注和不断探索的问题。1922年,党的《二大宣言》提出在民族平等的基础上实行民族自决权和联邦制,1928年党的六大更是将“统一中国,承认民族自决权”作为十大纲领之一。随着红军长征不断推进,党日益加深了对少数民族实际情况的了解,对民族平等、民族团结等民族基本理论的认识日益深刻、具体,在寻求民族出路和前途等重大问题上也开始摆脱教条主义的影响,由照搬苏联的“自决”逐渐向创造条件实现民族“自治”的方向转变。毛泽东在《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对回族人民的宣言》中第一条就提出“我们根据民族自决的原则,主张回民自己的事情,完全由回民自己解决,凡属回民的区域由回民建立独立自主的政权,解决一切政治、经济、宗教、习惯、道德、教育以及其他的一切事情,凡属回民占少数的区域,亦以区、乡、村为单位,在民族平等的原则上,回民自己管理自己的事情,建立回民自治政府。”

王观澜深刻理解民族平等、民族自治是党的民族政策的核心,把推动民族自治,帮助回民翻身解放、建立自己的民族政权作为少数民族工作委员会工作的重中之重。他深入回民中间,向回族群众详细讲解红军对回民的政策、尊重回民宗教信仰自由和成立回民自治政府的重要作用。

在红军进入豫旺地区之前,国民党散布流言蜚语,说红军要“杀回灭教、共产共妻”,使一些不明真相的群众惊慌逃避。但红军每到一地都保护清真寺,保护阿訇,尊重回民信仰自由、风俗习惯的实际行动,使国民党的反动宣传不攻自败。尤其是帮助建立回民自治政府,用看得见、摸得着、令人信服的事实,在回族人民心中筑起了一座高大的丰碑,使他们在同国民党反动政权的鲜明对照中认识到,只有中国共产党才是各族人民的大救星。

通过西征红军、陕甘宁省委和少数民族工作委员会的细致工作和努力,党的民族政策在回族地区得以全面贯彻落实。红军战士在和回民交往中不说回民忌讳的“猪”字,不乱用回民器具;红军所到之处不仅不损坏回教经典,还用阿拉伯文印发传单、书写标语,并将阿文定为回文,响亮地提出:“保护回文,发展回族的文化教育。”西征红军战士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执行了党的民族宗教政策,赢得了广大回族群众的衷心拥护和爱戴。

1936年10月20日,在王观澜离开同心回保安不久,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县级回民自治革命政权——陕甘宁省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成立。

结 论

王观澜在长征期间忠实践行党的民族政策的实践,是他整个革命生涯中始终如一忠实执行党的方针政策的又一实际行动。回顾王观澜的革命历程,他始终关注贫穷百姓的疾苦、深刻领会和坚决贯彻党的方针政策、善于做思想宣传工作、为革命事业勇于挣挑重担,是他长征期间忠实践行党的民族政策的思想基础和行动基础。

王观澜出生在贫苦家庭,自幼饱受封建宗法势力的压迫。从年轻时代就立志为贫苦百姓谋福祉,参加革命后更是关切中国最广大的贫苦农民的翻身解放,被誉为党内关注“三农”第一人,毛泽东曾评价说,王观澜是我们党内最懂得农民与土地问题的人之一。红军长征的时间和行程中,经过少数民族地区的时间和行程占了很大的比重。由于历史的原因和反动统治的压迫,这些地区本身地瘠民穷,经济落后,各民族同胞更是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悲惨的现实唤起了红军将士的极大同情,激发出强烈的阶级感情。在王观澜的心中更是引起强烈的阶级同情和民族责任感,促使他更自觉地贯彻执行党的民族政策。

王观澜年轻时代投身革命事业。在家乡参加革命组织、受党指派到苏联学习革命理论、回国后在中央苏区担任党组织的领导职务,具有较高的革命理论修养和丰富的实践斗争经验。特别是在中央苏区,在毛泽东的直接指导下,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参与制定土地革命的具体政策。这些经历使他熟知党的政策的形成过程和主要精神,为他在长征期间理解和把握党的民族政策的核心内容、为切实执行和推广奠定了理论基础和思想基础。

王观澜善于做党的宣传工作。从中央苏区开始,主要都在党的宣传岗位工作,无论是任各级党组织的宣传部长,还是担任《红旗报》编委会主任、《红色中华》总编辑,丰富的工作实践练就了一身及时跟进党的方针政策的研究、及时加以宣传贯彻的基本功。长征期间以从事地方工作为主的经历,为他把党的民族政策同少数民族地方实际、同各民族同胞的愿望和呼声有机结合、贯彻落实提供了行动保证。

王观澜“一惯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他不顾个人安危,不畏艰难困苦,勇往直前,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几十年如一日”在越西,当刘少奇把留领导干部在越西建立游击根据地的想法同王观澜交谈时,王观澜立即表示服从工作需要,义无反顾地坚持战斗在越西,打开了一片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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