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首页 > 人物春秋

王观澜、徐明清的故事(连载五)
发布日期:2018-04-16                  浏览次数:

李兆建



毛泽东说:观澜如果不是好同志,党内就没有好同志了。

毛泽东亲笔给病中的他写信“既来之,则安之”

1937年底,绥德地区的统一战线工作出现问题,国共军队关系紧张。毛泽东把王观澜找去,让他带上毛泽东的一封亲笔信,前往绥德与国民党绥德地区专员何绍南谈判,以解决边区北部边界的安宁。王观澜赶到了绥德,说服何绍南接受我党提出的“消灭摩擦,一致抗日”的方针。王观澜的工作深得绥德广大民众的拥护,迫使何绍南成立了绥德抗日统一战线的组织——绥德党政军民联合工作委员会,打破了国民党包办行政的局面,党领导的抗日群众团体的合法地位得到了保护。从绥德回到延安后,王观澜向毛泽东作了详细汇报,毛泽东听了高兴地说:你这个农民问题专家,同样能做统战工作,不简单呀!

1938年11月,王观澜调任陕甘宁边区党委副书记兼统战部长,还担任中央统战委员会常委。王观澜在统一战线工作中,坚定地贯彻中共中央关于统一战线工作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与王明提出的“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错误主张作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后不久,王明被免除中共长江局书记,从武汉回到延安。1938年底,王明担任中央统战部部长。在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和一些具体问题上,王观澜与王明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在一次毛泽东主持召开的中央统战委员会常委会上,王明重弹“一切经过统一战线”老调,以中央统战部长的身份武断地宣布,“边区”也是“统战区”,没有区分的必要。王观澜坚持认为,“边区”与“统战区”有原则上的区别。“边区”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创建的革命根据地。“统战区”虽有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驻防,但地方政权是国民党控制的。因此,我们的工作也要因地制宜,区别对待两种地区。两人当时争得面红耳赤。会后,回到家中,王观澜气愤地对徐明清说,王明的这个口号是投降主义的口号,不反对会危害全党、危害解放区。

王观澜根据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精神,起草了关于陕甘宁边区统一战线工作的报告提纲,明确提出在统一战线工作中坚持党的领导和独立自主原则,得到了毛泽东的肯定和有力支持。王观澜在桥儿沟召开的边区县委书记、统战部长会议上作了长篇报告,系统地提出了反摩擦和巩固发展统一战线的对策。当时,王明也在场听了这个报告,有点耿耿于怀。

不久,王观澜到毛泽东处汇报工作,正巧,王明也在那里。毛泽东问王明:“王观澜在桥儿沟的报告怎么样啊?”王明支支吾吾地说:“报告好是好,就是太长了。”毛泽东诙谐地说:“长点好嘛!我们有些同志就得像老师给学生讲课那样,给他慢慢讲才行啊!”王明明白话中所指,无言以对。

王明看到王观澜竟敢公然和他唱反调,心中十分恼火。他记得王观澜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时,就反对过以他为首的支部局。于是,他便伙同当时担任社会调查部部长的康生,串通一气找王观澜的茬子。他们提出王观澜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时有托派嫌疑,不宜担任重要领导职务,建议中央对王观澜进行审查。王观澜得知后,怒不可遏,去找王明、康生当面质问。毛泽东闻知此事后,找到王明、康生说:“王观澜经过了我党十年的考验,这个同志如果不是好同志,我们党内就没有好同志了!”王明、康生的阴谋未能得逞。这是王观澜一生中第三次受到“左”倾的打击,得到了毛泽东、陈云等中央领导同志的有力支持。王观澜按照陈云的意见,给中央写了一份报告,义正辞严地驳斥了王明等人的诬陷,表达了自己对党和革命事业的一片赤诚。

不久,在毛泽东的主持下,成立了陕甘宁边区统战委员会,王观澜任主任委员,林伯渠、肖劲光任副主任委员。毛泽东明确地说,今后,边区的统战工作中的一般问题就由统战委员会解决,大事直接请示中央。这样,就避免和摆脱了王明对边区统战工作的干扰和影响。

这时,国民党顽固派在陇东、庆阳地区制造了反共摩擦事件。王观澜以八路军后方留守处代表、陕甘宁边区少将参议身份,赶赴庆阳西峰镇,与国民党代表谈判。经过斗争,迫使国民党代表在谈判桌上签订协议,同意撤退围攻我防区的部队,从而稳定了八路军的抗日后方。

由于长期繁忙紧张工作,劳累过度,王观澜在长征途中埋下的肠胃病的病根复发,身体日渐消瘦、虚弱。但是,王观澜不顾病情加重,仍坚持工作。徐明清担心他这样子下去会把身体彻底累垮,焦急之中便想到向毛泽东求援,希望毛泽东能出面劝一劝王观澜。毛泽东随即把王观澜找去,关切地问:“观澜同志,你每天都是怎样做工作的?”王观澜实话实说:“每天无论工作怎样多,我总要处理完毕才睡觉。”毛泽东听了劝道:“做事情要分轻重缓急,像你这样怎么行呢?我们要让懒人学勤快,让勤快人学巧干。”一席亲切的谈话,让王观澜和徐明清深受感动。

工作的过度疲劳,让王观澜再一次病倒了。他因患重感冒休克,继而复发十二指肠溃疡、神经衰弱等症,不得不住进了延安中央医院。徐明清也听从组织安排,放下手头工作照顾他。

毛泽东对王观澜的病十分关心。一天早晨,他在傅连暲的陪同下,冒着深秋的寒冷,走了五六里山路,从杨家岭来到中央医院看望王观澜。严重的失眠使王观澜连续几天几夜没有睡好觉了,他面容憔悴,头疼难忍躺在病床上。毛泽东走到他的床边,坐在一张窄条硬板凳上,亲切地安慰说:“观澜同志,不能睡就静静地躺着,不要着急,总会睡着的。”他还嘱咐医院领导要精心治疗,劝慰徐明清要放宽心。

那次探望后,毛泽东仍惦念着王观澜的病情。过了几天,他特地派警卫员给王观澜送来一封信。王观澜拆开一看,原来是毛泽东亲笔为他写的一幅题词:

既来之,则安之,自己完全不着急。让体内慢慢生长抵抗力和它作斗争,直到最后战而胜之,这是对付慢性病的方法。就是急性病,也只好让医生处治,自己也无所用其着急,因为急是急不好的。对于病,要有坚强的斗争意志,但不要着急。这是我对于病的态度。书之以供王观澜同志参考。

                       毛泽东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十六日

这幅题词,不仅鼓舞了王观澜同病魔作斗争的勇气,而且还广为流传,成为许多革命者坚强乐观战胜疾病的一个座右铭。

经过三年多的治疗休养,王观澜的病情渐有好转。1945年初春,毛泽东闻讯后赶来看望。他发现王观澜能下床走动了,非常高兴。临走时,他鼓励王观澜要坚持锻炼身体,争取参加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王观澜心情特别激动,盼望能把身体养好,争取参加七大。但是,就在七大召开前夕,王观澜的旧病再次复发,而且极为严重。他的十二指肠溃疡造成了血管破裂,血像喷泉似的从嘴里涌出来,一连吐血二十多天,五十多天不能进食。后来又引发了严重营养障碍,双目失明,疼痛不堪,彻夜呻吟。这时他的身体除了心脏还在微弱跳动,其他机能大部分失去作用,生命危在旦夕。医院里的大夫无奈地告诉徐明清,王观澜最多活不过一周了,让她准备后事。徐明清潸然泪下,几乎绝望。她含着泪水,给毛泽东写了一封充满悲痛的信。很快,毛泽东亲笔给徐明清写了回信。

明清同志:

你的信我们都看了,甚为感动。观澜同志的病情如此,当然使你难过到这种程度。但是,一种事实到了面前,如果是无可如何时,再急再痛也无益,只好承认事实,而客观地对待之。何况观澜的病不一定是你所说的那样,不一定不能救。请你代我们问候观澜同志。

                     毛泽东

          (一九四六年) 四月十四日

毛泽东的信,对王观澜产生了特殊的效果。处在死亡边缘的王观澜反倒保持了镇静和乐观。据徐明清回忆,当时延安的物资十分匮乏,但党中央对王观澜关怀备至,组织医务人员千方百计地抢救和精心治疗,又专门请来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老中医李鼎铭先生等专家共同会诊,用中药和针灸配合治疗,使王观澜渐渐地能进食少量流质食物,又给他服用肝汁和菠菜汁,使他的眼睛逐渐复明。毛泽东更是体贴入微,他知道王观澜的肠胃功能很弱,特地把自己平时土法烤馒头片的铁鏊(现存延安历史博物馆)送去。因王观澜手脚发凉,头晕失眠,他又把自己用的一只热水袋和葡萄糖粉送给王观澜用。

在党中央、毛泽东的亲切关怀下,经过医务人员的全力救治,王观澜终于跨过了死亡的边缘,极为虚弱的身体竟奇迹般地慢慢开始恢复,一天天地好起来。到了1946年秋,王观澜已经能练习走路、爬山了。有一天,徐明清陪他登上了医院附近的黄土高坡时,王观澜禁不住激动地说:“是党和毛主席给了我新的生命!”

毛泽东说:他在我们党内是懂得农民与土地问题的。

毛泽东专门批转他在临海县的调查报告

1947年3月,为粉碎国民党对延安的重点进攻,中共中央决定主动撤出延安,实行战略转移。党中央和毛泽东安排王观澜夫妇先行一步,渡过黄河,转移到晋绥地区继续养病治疗。组织上安排民工用担架轮换抬着王观澜转移,还为有孕在身的徐明清准备了一匹马,就这样把王观澜一家安全转移到了山西兴县的张家湾。当王观澜身体略有好些时,就到当地农民家里,找群众谈心、聊家常。当他了解到康生正在临县一带搞土改试点中搞得很“左”,不仅要消灭地主、富农,而且将富裕中农、中农也扫地出门。王观澜对这种极左做法非常焦虑,他把土改工作队队长找到床边谈话,指出这样做是不符合中央依靠贫农、团结中农的土改政策的,要求他们认真学习《怎样分析阶级》等文章,掌握好党的政策。

不久,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也渡过了黄河来到兴县,住在中央晋绥分局所在的蔡家崖,离张家湾有二十多里路。病弱的王观澜知道后,让向导借来一匹枣红马,叫徐明清骑马赶到蔡家崖,代他向毛泽东反映情况。毛泽东听得很认真,听完后生气地对徐明清说:“把没有经过实践训练的人派到农村去,名为锻炼,实则害人。”

谈完工作后,毛泽东特意让徐明清留下吃午饭。正好周恩来也来了,毛泽东便向周恩来介绍说,这是王观澜的爱人徐明清。接着又说:“《怎样分析阶级》那篇文章,就是我和观澜同志合作写的。”可见,毛泽东对当年在中央苏区和王观澜合作写《怎样分析阶级》之事,一直念念不忘。饭后,毛泽东又提笔给王观澜写了一封信,建议他去苏联治病,并提出“待秋季你到五台区,如果平绥路打通,路上好走,即可和那边(苏联)交涉前往……”

徐明清的蔡家崖之行,让毛泽东了解了农村土改工作中的一些实情。毛泽东在晋绥分局全体干部会议上,批评了土改中一度出现的“左”的倾向。不久,《晋绥日报》还发表了《怎样分析阶级》一文,王观澜和徐明清都感到非常欣慰。

1948年秋,王观澜根据毛泽东的批示准备去苏联治病,取道河北、东北出国。途经河北时,得知毛泽东和中央机关都在西柏坡,王观澜和徐明清一道去看望毛泽东。当时王观澜的身体仍很虚弱,只好坐着担架去。毛泽东在他房前的一棵大槐树下接见了他们,和他们紧紧握手,亲切交谈起来。当谈到正在开展的土地改革工作时,毛泽东问,将富农的剥削率从15%提到25%,你同意吗?王观澜回答说,太好了,这样能够扩大团结面。

毛泽东很重视王观澜对农村问题的看法,他曾说过,王观澜在我们党内是懂得农民与土地问题的,在修改土地政策时,要重视听取他的意见。

1949年春,王观澜夫妇取道东北将要前往苏联。出国之前,王观澜为了防止当时正在莫斯科的王明找他的麻烦,于4月2日经东北局向中央发了电报,请求党中央对他的历史作个结论。4月6日,收到了党中央的回电,电文如下:东北局:

日前接到王观澜同志的报告,要求对他的历史作一结论,经过我们研究认为:

(一)王观澜同志过去在莫斯科学习时,留莫支部曾怀疑他有托派嫌疑,并无事实根据。回国后在中央苏区工作时,又被开除党籍,是错误的处置。因此,王观澜同志在政治上是可靠的,应为党所信任。

(二)王观澜同志过去曾做了党、政有益的工作,在工作上表现了他的能力和坚定,中央希望王观澜同志出国安心治病,病好后,回国工作。

                           中央

                         四月六日

王观澜看到电报后,十分激动和喜悦。他们顺利到达了莫斯科,被送到克里姆林宫医院住院治疗。身体好转后,他便打算到苏联的一些工厂和农庄考察学习,吸收人家的建设经验。后经医生批准,王观澜的心愿才得以实现。王观澜的主要兴趣集中在农业生产上。他说:“我过去长期调查和研究中国农村和农民问题,有机会来亲自考察苏联的农业发展模式,组织结构等,是一次有益的对比研究机会,可以为中国农业的发展寻找可借鉴之路。”即使在苏联治病期间,他心里仍然想着如何寻找适合中国实际的农业、农村发展之路。

1949年11月,经党中央同意,王观澜夫妇回国。1950年王观澜任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从事调查研究。1952年,调任农业部党组书记兼副部长。1953年,他向中央提交了《关于农业工作的报告》,提出了稳步发展农业的方针,后来又参与起草了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中的农业部分。1954年,王观澜的旧病又复发了。在周恩来总理的亲自关心下,他住进北京医院动了大手术,彻底根治了疾病。王观澜幽默地称自己是一个“棺材漏”,几次与死神擦肩而过。康复出院后,中央任命他为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

王观澜身为党的农业部门高级领导,对于农村出现的种种现象和问题极为关注。他不摆官架子,经常身穿一套旧棉衣棉裤,来到农民当中,了解他们的真实困难和意愿。农民群众很乐意和这位老农式的干部谈心。他们没想到,这位“老农民”,正是他们要找的中央农业部门的领导。王观澜曾经数次回到家乡台州调查研究。1950年9月,他来到仙居作农村调查,考察了几个乡镇并视察了谷坦、双溪两个小水电站,当他得知还要继续建设电站工程后,十分高兴地说:“好啊,这样搞下去,山区面貌一定能改变。”并欣然写下了一首诗,“穿山不怕山高,架桥不怕水深;工作不怕艰难,美景春宵在前。”赠给仙居县委的同志们。

农业合作化运动后,一些地方出现急躁冒进、侵害农民利益的问题。1956年4月13日,王观澜亲率一个工作组,来到家乡临海县农村搞调查研究。他为临海的农民算了一笔账,发现他们头年的人均粮食为四百二十八斤,比前年的四百五十二斤有所减少。副业和土特产品生产的收入也呈下降趋势。浙江的其他地方,有的比临海还低。全省农村养猪头数是计划的一半。回京后,他给毛泽东写了一个报告,如实反映农民的情况。他在报告中说,看了农村和农民的实际情况,深感实际生活要比书本上复杂得多,丰富得多。他建议:“我们党的许多负责同志,尤其是领导财经工作、领导城市工作的同志,最好也抽出一些时间,到农村去看看。”王观澜的报告,受到了毛泽东的重视。毛泽东于7月22日批转全国各地。毛泽东在批示中指出:“为农民算账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目前很多地方对于这个问题不摸底,也还没有引起应有的重视,为了改变这种情况,各级党委都进行这样的调查”,“王观澜同志报告中所述临海县的情况,是农民不能增加收入的情况,如果这种县多了,则事情未可乐观,值得严重注意。”王观澜看了毛泽东的批示,心情激动,他认为,农村和农民的问题,一定能得到切实解决。但遗憾的是,不久之后全国泛滥起一股更“左”的思潮。在 “大跃进”运动中,报纸上不断出现放“高产卫星”的报道,有的地方粮食亩产超过几万斤的新闻还上了《人民日报》头版。

头脑清醒的王观澜不信这些消息,他说:“亩产几万斤,不可能,也不符合当前的科学水平。”在中央的一次会议上,王观澜再次表示:“这是主观愿望啊!有些东西,不要说科学知识,连农业常识都没有了!”他从中央苏区起就搞农村工作,熟悉农业,对农民有深厚的感情,深知浮夸风、“共产风”、瞎指挥风危害极大,不可等闲视之。他想上书毛泽东,但家里人及一些老同志因受庐山会议“反右倾”的影响,极力劝阻。

1961年春节前,王观澜应邀到中南海怀仁堂参加一个文艺晚会,正好遇上毛泽东。两位相识三十年的老战友相见,分外高兴。毛泽东拉住王观澜让他坐在自己身边,询问他的身体情况和家里情况。毛泽东说,进城以后,你不来看我了,咱们疏远了。王观澜说,您太忙了,不像在江西和延安时见面那么方便了! 

这次与毛泽东见面,王观澜的内心很不平静。回到家里,他反复思量,觉得还是通过写信反映情况比较好。于是他和徐明清商议,以徐明清的名义并执笔,他俩共同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直抒己见,痛陈时弊。信的内容如下:

主席:

昨天晚上,观澜见到主席,主席还记得明清,我很感激,也很感动。观澜病重时,主席给以极大的关怀、帮助,我们才有今天。毛主席的英明伟大,在中国革命中的舵手作用,将永载史册。

最近一段时间,我翻来复去睡不着觉,精神苦闷,一些字义、概念都模糊了:左和右、真和假、是和非、快和慢、好和坏、内和外、敌和我、公和私、上和下、大和小、进和退、黑和白……广西二三千,震动那么大,如果二三万、二三十万、二三百万,或者数目更大,面积更广又将怎样呢?浮夸是害人之本,欺骗是万恶之源。主席处世英明,处处争取主动。……李讷怎样?李讷应改为毛讷了吧!

此致

敬礼!

                        明清

                1961年1月25日

王观澜在信中列举了十二个对立面,希望得到澄清,其用心良苦。这封信,并没有直接寄给毛泽东,因担心中央办公厅的工作人员当作普通来信处理,王观澜特意让徐明清套了三个信封,最外边的信封写的叶子龙收,中间的信封写的江青收,最里边的信封才写的是毛泽东亲收。这封信几经辗转,终于送到了毛泽东那里。三天后,毛泽东亲自从中南海给王观澜打来电话说:“信收到了,谢谢。” 知道了毛泽东对信的态度,王观澜和徐明清这才放了心,并感到由衷的高兴。

在1962年初,中央召开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前夕的一天晚上,九点多了,毛泽东打电话来,请王观澜去钓鱼台一趟。那天,毛泽东站在门口迎接他,两个老战友一直谈到很晚。

不久后,毛泽东提出,全党要恢复实事求是、调查研究的作风。他说,我们党是有实事求是的传统的。最近几年,调查做得少了,不大摸底了,大概是官做大了。我这个人就是官做大了,从前在江西那样的调查研究做得很少了。请同志们回去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一切从实际出发。

王观澜夫妇目睹了毛泽东胸襟坦荡,敢于正视问题,采取果断措施纠正错误,迅速恢复党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的做法,深受鼓舞,也对未来愈加充满了信心和希望。1962年底,中央农村工作部撤销后,新成立了国务院农林办公室,王观澜被任命为农林办副主任。1964年,他又兼任北京农业大学校长和党委书记。

她因曾为江青写了证明材料被关入秦城监狱,

在胡耀邦的过问下,她获得了彻底平反

1966年,在“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冲击下,王观澜和在农业部工作的徐明清两人先后被炮轰和批判。1966年10月,北京农业大学发生了大规模的打砸抢。王观澜被打成走资派,并被造反派抄了家。1967年5、6月间,康生对造反派说,对王观澜要开大会批斗六次。7月下旬,造反派组织万人大会批斗彭真、万里和王观澜等人,当场对他们进行拳打脚踢。彭真的头被打破,王观澜嘴被打出血。而徐明清因为在1935年4月曾经被国民党特务抓捕入狱,成了被审查对象,并遭多次批判会批斗。1972年,徐明清被定为“叛徒”,开除党籍。

当时,江青已经成为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开始登上了中国政治舞台的中心,权势日盛。在“文革”中,江青提出“要文攻武卫”,到处煽动造反组织进行夺权,造成全国内乱。

当时,有人给徐明清出主意,你在上海和延安时与江青有过交往,给她写信说说看。其实,新中国成立后,徐明清跟江青已很少有什么往来。在百般无奈之下,徐明清心想,江青此时是中央政治局委员,有很大的影响力,如果江青能够为她证明,或者出面说句公道话,那么,问题就可以得到澄清。于是,经过反复考虑后,徐明清在1973年6月2日给江青写了一封信,通过中央办公厅转给江青。她信中写道:“30年代我在上海参加革命活动的总的情况,想您是有印象的。我的一生所作所为,想您大体是了解的。”但是,信发出后,没有得到江青的回音。徐明清猜想可能是江青没有收到信,便又写了第二封信,但依然没有回音。徐明清于同年11月再写了第三封信,恳请江青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为自己的历史清白作证。这三封信如同石沉大海,徐明清反而被扣上态度恶劣、不老实等罪名,挨斗受批。

这时,王观澜的处境有所改善。1972年,原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陈正人不幸去世。在八宝山召开的追悼会上,周恩来总理看到了多年不见的王观澜。他心情沉痛,紧紧握着王观澜的双手,关切地说:“看你气色不错,身体还好吧!”王观澜接着连说了三次:“可以工作!可以工作!可以工作!。”事后,在周恩来总理的关心下,王观澜作为国务院业务组成员开始工作。当时,王震和王观澜都是业务组成员,他们经常一道深入各地农村调查研究,了解情况,并把调查研究情况向周恩来汇报。1972年12月,王观澜在一次“关于农大搬迁问题座谈会”上作了发言,他指出,现在中央提出,1980年全国要搞八千亿斤粮食,我们农业部的任务很大啊!我们靠什么?要靠科学,要靠群众。他还说,要让大学为生产建设服务。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业大学一定要与发展全国的农业生产有机地结合起来。在当时的环境下,王观澜连自己的党组织生活还没有恢复,但他还敢讲教育重要,科学重要,这是需要一点勇气的。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隔离审查,彻底垮台了。王观澜、徐明清和全国人民一样感到欢欣鼓舞。然而,他们万万没有想到,一场新的灾难降临到徐明清头上。

粉碎“四人帮”后,专案组在清理江青办公室文件资料时,发现了徐明清的三封信。接着,又在江青的档案中查到,徐明清1937年在延安时曾经为江青写过一份证明材料。于是,专案组通过公安部门找到王观澜家,同徐明清进行严肃的谈话,要求徐明清揭发江青的历史问题。徐明清认为做什么事都要实事求是,自己并不知道江青的历史问题,她无法作出什么揭发。于是,专案组带走了徐明清,对她进行了审讯。徐明清说:“江青被捕和我不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我并不清楚她被捕后是否叛变,更不知道她叛变的细节,我写不出来啊。”

三个月后,徐明清以“帮助江青混入革命队伍,长期包庇江青”的罪名,被正式逮捕,关进了秦城监狱。徐明清的所谓罪行被写入《关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二)之中,“1933年秋,江青在上海晨更工学团当教员时,就与当时‘晨更’的负责人徐明清关系非常密切,后来两人先后被捕,自首叛变。她们1937年混入延安前就订立攻守同盟,长期互相包庇……同年十月,她隐瞒了自首叛变的历史,由徐明清出面作假证明,钻进党内。” 在秦城监狱中,徐明清度过了两年的铁窗生活。她在监狱中默默地坚持着,“要挺住,会还我清白的。”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这是党的历史上又一次伟大的转折。在胡耀邦领导下,中央组织部对平反冤假错案工作抓得很紧。胡耀邦说,粉碎“四人邦”后,我们还搞“左”的那一套,还乱抓人。现在要赶快放。胡耀邦一口气说了二十几个名字,其中就提到徐明清。中央组织部委托农业部党组对徐明清的历史结论作复查。农业部党组组织专人作了大量的内查外调,历经半年多时间,终于搞清了历史真相,推翻了那些用非正常手段整出来的所谓口供材料。1979年4月,徐明清被释放,走出了秦城监狱。

1980年3月10日,农业部党组经中央组织部审批后正式向徐明清本人和其亲属宣布:撤销“文革”中于1972年错定徐明清为叛徒的决定;恢复她的党组织生活和行政十级的待遇;恢复名誉。

1982年7月7日,中央组织部发出的《案件复查通报》第1号上,特别刊载了《关于徐明清同志是否包庇江青问题的复查结果》。《复查结果》指出:“徐明清同志和江青的关系问题,经中央组织部核实,徐明清同志在延安给江青写的证明材料并未证明江青在上海北新泾有党的关系,与其他同志所写的证明材料是一致的,是实事求是的;徐明清同志在关押审查中被迫写的交代材料,在宣布她自由的当时,即申明推翻了。”《复查结果》还说:“徐明清同志没有包庇江青的问题,中央组织部于1981年7月报告中央,上述各项报告已于1981年9月1日经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同意。”至此,徐明清的冤案终于彻底得到了平反。

1982年,在王观澜患病去世之前,胡耀邦总书记曾亲自到医院看望王观澜。胡耀邦拉着徐明清的手,对她说:“不要难过,这几年你受苦了!”徐明清哽咽得说不出话来。胡耀邦又安慰道:“这事过去了!过去了!你要保重。”

1982年1月19日,王观澜因病逝世。中共中央高度评价了王观澜为党和人民事业奋斗一生的历史。在王观澜去世后,徐明清以八十多岁的高龄写下了回忆录《明清岁月》。张闻天的夫人刘英专门为她题词:要留清白在人间。2008年11月1日,徐明清也在北京逝世。

王观澜和徐明清这一对革命伉俪,他们把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革命的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们都有着坚定的理想信念,无论身处顺境,还是逆境,都始终坚守革命理想高于天;他们都怀着一颗对党、对人民无比忠诚的心,无私奉献,无怨无悔;他们都把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融化于自己的言行之中,不计名利得失,唯求真理永恒;他们都有着高尚的情操,品德如白雪般高洁、青松般长青。他们的故事,值得人们永远缅怀。


                           (连载完毕)


  (作者系台州市委党史研究室调研员)


【打印本页】【关闭窗口】

分享到:
0

Produced By 大汉网络 大汉版通发布系统